只有对上述三项评估宪法实施状况的制度机制运行状况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才能从宏观意义上对一个国家宪法实施的总体状况作出有意义的评价结论。
第一种形式是就事论事型的，可见之于阿克曼在耶鲁法学院的同事阿玛教授的《美国宪法传》。阿克曼在全书结尾处明确指出：宪政民主的伟大斗争不是发生在伊拉克、阿富汗或者某一个遥远的过度内，它就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国家。
在美国的宪制结构内，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同时也是政府的首脑。在20世纪前，总统基本上可以说是白宫内的孤家寡人。首先，政党初选的出现将总统候选人的党内选择权交给了本党的群众，而不再是在烟雾缭绕的密室内的政党大佬们。这种历史终结论可见之于毕业于耶鲁法学院、而且是耶鲁法学院老院长吉多·卡拉布雷西的侄子斯蒂芬·卡拉布雷西。四、耶鲁的共和忧思学派法学内部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迷思：共和制度的实现可以是一蹴而就、并且一劳永逸的过程，甚至有时想当然地认为存在着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走向共和之路。
事实上，由于国内法学界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存在着美国宪法的拜物教，也由于美国宪法的理论和实践在相当程度上宰制着中国宪法学在学理和制度设计时的想象力，因此，阿克曼的警钟就不单单是为了美国读者所敲响的，同样是为中国宪法学所敲响的。大共和国或者说一种扩展的共和国（enlarged republic）才有可能解决困扰着古典共和的派系问题（factions）。参见W.T.詹宁斯：《法与宪法》，龚祥瑞、侯健译，三联书店，1997年，24-92页。
所有的宪法国家都是不成文宪法。那么不能得到法院强制实施的宪法惯例，又如何具有力量来节制和指引主权权力的分配和运作呢？戴雪的回答是法律的力量。[39]早期的经典研究如Christopher G. Tiedman, The Unwritten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the Fundamentals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890; Emlin McClain, Unwritten Constitu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rvard Law Review, Vol. 15, No. 7 (Mar., 1902), pp. 531-540. William B. Munro, The Makers of the Unwritten Constitutio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30.[40]例如戴维·斯特劳斯：《活的宪法》，毕洪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戴雪之所以将宪法惯例的研究限定在宪法律与宪法惯例之关联这个范围内，正是为了限定英国宪法的研究范围，大大拓展实在是无从谈起。
戴雪将宪法惯例称为宪法道德，虽然每天都在被实践，但因不能被法院强制实施，因此不能称为宪法律。……1901年蒲莱士又按宪法的制定机关和制定程序把宪法分为刚性宪法和柔性宪法。
这是一个成文宪法的时代，[38]任何所谓的不成文宪法的研究，都无法回避成文宪法的主导性，英国自然也不列外，戴雪以来的英国宪法学者，都在努力地从实质上探索英国宪法规则，成文与否并不是他们关注的主要对象，更不用说以不成文宪法自居了。[24]不成文宪法是一整套指引政治人物的政治道德和典则，调整的是国王、议会、内阁等主权权力机关之间的权力分配和运作，是一种政治规则，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规则，是成文法律之外的一套不成文的或惯例性的规则，正因为如此，违宪和违法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当一个英国人说一个公众人物的行为合宪或不合宪时，他所要表达的意思与说其行为合法与非法完全不一样。[26]Edward .A. Freeman, The Growth of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p.87,109, 112.[27]O.Hood Phillips,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 Dicey`s Predecessors, in The Modern Law Review, Vol. 29, No.2 (Nar., 1966), p.137, pp.144-146, p.148.[28]James Bryc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Jurisprudence, Vol.I,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27. 有的宪法教科书中说：1884年英国宪法学家蒲莱士（布赖斯）首先按宪法的文书形式把宪法分为成文宪法和不成文宪法。最后，在普通法宪法与制定法宪法区分的基础上，布赖斯提出了他那著名的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之分：柔性宪法是由普通的立法机构或司法机关创设的，与其他法律相比较，并不具有更高的法律效力以及更难的修改程序。
[12]但他接下来还是将两种不同的区分混同起来，他说戴雪区分宪法律与宪法惯例的意义就在于指出名教癖和形式癖所强调的成文宪法概念不过是宪法律，它仅仅是宪法的一部分内容，而非全部。在詹宁斯看来，宪法惯例在性质上与英国的实在法没有根本的区别，制定法为宪法惯例的发展留下了空间，没有惯例，制定法甚至判例法都是难以理解的，因为宪法惯例的意义在于，它们充实和丰富了空洞的法律框架，使宪法得以发挥功能，并使宪法与思想观念的发展保持联系。（p.cxlviii）[16]强世功教授认为戴雪提出了英国宪法中三条主导性原则：议会主权、法治原则和宪法惯例，不但认为三条原则同等重要，而且并且特别突出宪法惯例的重要地位，但上面的论述已经表明，在戴雪的论述中，宪法惯例仅仅具有从属地位，戴雪所关注的并且认为英国宪法学研究应该关注的不是宪法惯例而是宪法律。[2]参见姚岳绒：《中国宪法语境中不宜使用‘不成文宪法》，142页。
3.‘有关议会的法律和习惯。有学者撰文对强世功教授的理论立场和现实抉择进行批判，特别指出了两篇文章可能引起的不良后果，潜在的不满指向了强世功教授提出的中国不成文宪法实例。
其二是有意识创造的，是通过协商一次性地制定政府的组织与行为规则，无论在标题上、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有别于普通的法律。因此，把宪法分为成文和不成文的做法是应该抛弃的。
（p 286）批评者当然可以说，戴雪对宪法惯例的论述背后潜藏着辉格党的政治哲学，是片面的，但不得不承认这是戴雪的真实表述，你可以不同意辉格党的政治哲学，但你不能歪曲戴雪的真实意思。[13]强世功：《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16页。我并不清楚它是否曾在制定法中被使用过，或者有任何法官曾致力于对它做出界定，由于英国没有成文的宪法典，因此可以自由地讨论究竟什么样的定义比较方便且适合我们对这一术语的日常使用。无论我们是在狭义上——如我们已决定在本书中做的那样——还是在广义上使用‘宪法以包括整个政府体制，不列颠都不曾有不成文宪法，很难想象哪个国家有这种宪法。[5]但据笔者考察：第一，戴雪在《英宪精义》中明确使用了不成文宪法这个概念，而且不止一次。不仅如此，强世功教授认为戴雪将宪法惯例纳入研究范围，大大拓展了宪法学的研究领域。
可以肯定的是，首先区分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的肯定不是布莱斯，而且至少在1901年他是明确反对这种区分的。一旦明白了宪法这一表述中潜藏的这种含混之处，那么与本书主题相关的所有事情就完全彻底地各就其位了，那些被要求讲授或学习作为英国法之一分支的宪法的法律人，就不可能看不清他所要讲授或研究的主题的特性和范围。
惠尔有这样说吗？惠尔分明认为几乎所有宪法都是成文的、不列颠都不曾有不成文宪法。最重要的一项原则，即议会至上，无疑是普通法的一个原则。
（p. 315）在此前的正文中，戴雪也提到过英国宪法律中的两条原则是议会主权和法治（p.277），那么该如何理解戴雪这前后看似矛盾的表述呢？首先，由于宪法惯例不是宪法律，因此宪法惯例只能视为广义上的英宪（constitution）的原则或特征，而不能被视为作为真正的宪法的宪法律（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的原则或特征。[20]Edward .A. Freeman, The Growth of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p. 108.[21]A.V.Dice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p. 39.[22]梅特兰：《英格兰宪政史》，339页。
[14]在详细地阐明了宪法律与宪法惯例之间的区别，以及宪法律与宪法惯例之间的区分与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之间的区分完全是两回事后，戴雪认为，一旦明了了这个区分后，宪法研究者可以根本不再关注宪法惯例，因为宪法惯例在不同世代之间有变异，甚至在不同年份之间都有变异……况且，宪法惯例不是法律研究的对象，而是政治研究的对象，无需劳烦法律人或法学教授群体。[31]本文无法详细论述詹宁斯的具体批判，只能聚焦在所谓的不成文宪法问题上。刚性宪法则恰恰相反，无论在制定机关和制定修改程序上，还是在效力位阶上，都严于或高于普通法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直到戴雪的时代，英国人对英国宪法的实质所指，并没有一个完全清晰的界定，诚如弗里曼所言：到十七世纪末，我们可以公平地说，宪法与法律之间毫无差别。
不成文宪法是法学界普遍接受的一个概念，但这个概念是模糊不清的，即便在英国也是如此。【摘要】本文以戴雪的《英宪精义》作为切入点，考察了戴雪、弗里曼、梅特兰、布莱斯、詹宁斯、惠尔等英国宪法学者有关不成文宪法的种种认知，进而指出，所谓的以宪法惯例为核心的英国不成文宪法，实际上始终从属于成文法律，不成文宪法并非英国宪法学研究传统中的主导概念，它只是在成文宪法视角下被贴上的一个标签，英国宪法学者主要关注的是英国宪法的实质而非不成文这个形式特征。
劳伦斯·却伯：《看不见的宪法》，田雷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强世功：《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16页。
当然，宪法律与宪法惯例这一区分要得到恰当地理解，就不得不提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的区分。翟志勇，法学博士，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法学院讲师。
违宪的结果是政治性的，可能受到政治上的抵制、抗议、谴责等，但不会因此负法律责任。法官过去所做的只不过是默认政治权威存在这样的简单事实，虽然从未明确要求他们这样默认。[10]强世功教授说宪法惯例尽管在形式上都是通过文字写作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但它们并没有收录在成文法汇编（tatute-book），这是对原文的误译，原文为the conventions of the constitution, on the other hand, cannot be recorded in the statute-book, though the may be formally reduced to writing.（p.144）[11]戴雪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只不过与英国人相比较，美国人理解不成文宪法的侧重点和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托马斯?格雷详细阐释了美国人在成文宪法框架下，理解不成文宪法的解释模式和非解释模式，参见Thomas C. Grey, Do We Have an Unwritten Constitution? in Stanford Law Review, Vol. 27, No. 3 (Feb., 1975), pp. 703-718.[12]强世功：《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15页。[9]后者则不胜枚举，最著名的如国王必须赞同或者（用不那么准确的表述）不能否决议会两院通过的任何法案。
（p. xxxv）读者很容易据此认为，这三条原则或三个特征是平起平坐或同等重要的。正因为如此，宪法惯例虽不是法律，但就其事实上具有约束力来说，它们从如下事实中获得它们的制裁力，即无论谁违反了宪法惯例，他最终必然违反法律，从而招致一个违法者应受的惩罚。
[22]弗里曼认为，像所有其他的英国事物一样，我们的不成文宪法的典则是一点一滴地成长起来的，其中绝大多数是静默地成长的，没有任何为人所知的创造者。[10]反过来说，成文的既可能是宪法律也可能是宪法惯例，不成文的同样既可能是宪法律也可能是宪法惯例。
具体而言，他们要阐明究竟哪些法律规则构成了英国宪法，这些规则的具体含义是什么，这些规则之间的次序以及可能的逻辑关系是什么。事实上，詹宁斯仅仅在一个小章节中简要地探讨了打引号的‘不成文宪法，但很显然，不成文在他这里已经不再是字面意义上的了，而是指没有一部名叫宪法的成文文件，[32]这从他归纳的英国宪法的四类规则中就可以看出：1.立法。
